『如果章节错误，点此举报』赵匡胤的面色有些古怪。他盯着刘备三人的发言，脸上的表情颇有些古怪，甚至带上了几分不易察觉的尴尬。
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又觉得由自己这个开国皇帝来“科普”此等“雅称”的来历，多少有些……不雅。
他犹豫了一下，目光瞟向身旁的赵普。
赵普站在一旁，眼观鼻鼻观心，将皇帝那点微妙的纠结看得分明。
他略一沉吟，上前半步，躬身道：“陛下，诸位前辈怕是有所误会。微臣斗胆，愿为诸位释疑。”
赵匡胤微微颔首，算是默许。
赵普清了清嗓子，朗声道：“诸位……方才所言，从字面理解，在诸位的时代，确有其理。校书本是官职，以之喻才女，倒也并非完全不通。”
他话锋一转，语气变得有些微妙：“不过……自唐德宗以来，这校书二字，在特定语境下，确实……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、并非指向官职的……代指。”
“唐德宗？”李世民眉头一挑，来了兴趣。
涉及本朝典故，他倒是要听听。
赵普吐出一口气，开口道：“唐德宗贞元年间，蜀中有一官妓，姓薛，名涛。此女容貌极美，诗才更是冠绝一时，深得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赏识。韦皋爱其才，曾半开玩笑地向朝廷奏请，想授予薛涛校书郎一职。”
他顿了顿，似乎在等各朝君臣消化这个信息。
“校书郎？”刘备喃喃重复，脸色已经开始变了。
赵普继续道，“此事虽未获朝廷正式批准，但女校书这个名号却不胫而走，成了薛涛的代称。”
他说到这里，身侧的石熙载适时接过话头。
“唐人王建曾有一首《寄蜀中薛涛校书》，其中一句‘万里桥边女校书，枇杷花里闭门居’，流传甚广。自那以后，女校书三字在诗词中便成了薛涛的代称，而薛涛的身份……”
他没有把话说完，但意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。
官伎。
而且还是因一位节度使的玩笑奏请而流传开来的称号。
薛涛是官伎。
校书——女校书——薛涛——官伎。
这些一旦串联起来后，所有的事情都清晰明了起来。
刘备猛地攥紧了拳头，指节捏得发白，嘴唇紧抿，一言不发。
张飞更是虎目圆睁，一张黑脸涨得紫红。
他们方才还兴致勃勃地讨论班昭续《汉书》，讨论才学品貌，以为那是赞美……结果呢？那袁枚笔下的“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”，指的根本不是什么才女，而是……而是把林黛玉比作官伎！
把贾府的小姐，把金陵十二钗之首，把那灵河岸边的绛珠仙草，比作一个……一个供人取乐的物件！
关羽面沉如水，长髯无风自动，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：“竖子安敢！”
刘备更是气得浑身发抖，此刻只觉得一股邪火直冲天灵盖：“这……这袁枚！他竟敢如此轻贱！他写的是什么东西！他当那林黛玉是什么人！”
张飞一拳砸在自己的大腿上，愤怒开口。“那林黛玉是什么人？按天幕说的，是那崇祯皇帝的化身！一国之君！被人用女校书来比？这……这简直是骑在头上拉屎！”
“三弟！”关羽低喝一声，示意他噤声，但自己的脸色也极为难看。
他们尚且如此，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。
刘彻死死皱着眉，“女伎？他说的校书，是指女伎？这不都是贱籍奴隶之人吗？”
他无法理解，更无法接受。
别说刘彻理解不了，无论是往前数的秦朝，还是往后数的东汉乃至三国，对于“伎”的态度，都惊人地一致。
那伎，不就是个物件吗？
而他们也并没有觉得这种想法有什么不妥之处，毕竟这种观念从先秦时期便已根深蒂固，更别说西汉完全继承了秦朝的律令体系。
《二年律令》中写得明明白白：伎与“奴婢”、“马牛”并列，属于财产。主人可以随意买卖、赠送，甚至杀害，法律只追究“损毁他人财物”的责任，罚金极轻，完全不属于“杀人”的范畴。
而奴婢伤害主人，则处以极刑，他们所生的子女依然是奴隶。
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。
曹操的面色有些古怪。
他想起了自己的继室卞夫人。
卞夫人出身倡家，世代以歌舞娱人为业，说白了，就是“伎”。年方二十时，他在谯县纳了她。
后来的事，世人皆知。
卞夫人贤德，为他生下曹丕、曹彰、曹植，在他原配丁夫人与他决裂后，被扶为正室，帮他操持家务，稳定后方。
可即便如此，这也不会影响他对其他女伎地位的看法。
曹操的心里其实也清楚，卞夫人的“贤德”，恰恰是她作为“物件”的另一种体现。
温顺、恭谨、不妒、不争，将所有的心酸和委屈咽进肚子里，只为了在那个位置上站得更稳一些。
而正因如此，他看向卞夫人的目光或许会多一些温情和尊重，但那种根深蒂固的“物件”认知，从未真正改变过。
李世民陷入了沉思。
他自然知道汉代乃至更早对于女伎的态度，那些律法他读过，那些规矩他也明白。
但他更清楚，时代在变，风气也在变。
他上位之后，便着手改革了许多前朝积弊，对乐籍、贱籍的处置也宽松了许多。
他特意设立内教坊，将一部分技艺出色的乐工、舞伎纳入官方管理体系，给予他们一定的俸禄和相对稳定的身份，让他们为宫廷服务。
这在一定程度上，是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“官方身份”，区别于完全被私人掌控和随意买卖的私伎。
更重要的是，他为他们打开了一条极其困难却存在的“脱籍”通道。
内教坊的伎人，可以通过“上番”服役期满，申请脱去乐籍，成为良民。
虽然过程艰难，成功率也未必高，但这至少给了他们一个念想，一个盼头，比起汉代那种“奴婢子孙仍为奴婢”的世袭制度，这已是天壤之别。
可李世民心里也清楚，这些举措并未从根子上改变什么。
奴婢和官户、杂户的地位虽有所区分，但仍属于贱民阶层，与良人有着天壤之别。
若有人杀死官伎或奴婢，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，绝对到不了杀人偿命的程度。
她们在律法眼中，只是比牲畜更贵重一些的财产罢了。
而他能做的，只是将这财产的保护条例写得略微仁慈，惩罚标准略微提高，让她们不再被随意宰割罢了。
想到这里，李世民又觉得既然自己已经将这些人的地位提升，说不准后世朝代，又或许会有其他变化也不一定，比如再次将他们的地位提高？至少纳入了属于人的范畴？
话虽如此，可他心中的不安却在被不断扩大。
他难不成又想岔了？